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得种业者得天下。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习总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习总的重要讲话，是我国种业发展的指南针、发令枪、进军号，将激励广大科技人员元气满满，攻坚克难，奋力打造种业“芯片”，打好种子翻身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攻坚战中，中国需要唱响食药用菌种业的“翻身道情”。
食药用菌在国际上被誉为21世纪的健康食品，更是生物制药、功能性食品、洗涤化妆用品的重要原料，国际上已把食药用菌作为服饰箱包、绿色建筑的材料。我国是食药用菌资源禀赋最为丰富的国家， 也是最早认识、采摘、食用和栽培食用菌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药用菌产业发展迅速，“当惊世界殊”。2012年起，食用菌类（即蔬菜菌类）已成为仅次于粮、油、果、菜的第五大类农产品。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认为，如果算上药用菌，就应是第四大类农产品。
昔日不起眼的“小蘑菇”， 悄然变身大产业，突出表现在“三个7”：一是产业增速由1978年的5.8万吨迅速增加到目前的4000万吨，40年猛增700倍，增速全球未有，而且任何一种农作物也没有过这样迅猛的增长。二是年产量占全球75%的份额，成为我国具有地域优势的纯出口产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出口节节攀升，灵芝、茯苓等药用菌类更成为出口新宠。三是在八年脱贫攻坚中，全国有70% 以上的贫困县将食用菌作为首选产业，涌现出一批食用菌精准扶贫典型。食用菌产业扶贫为中国脱贫攻坚和世界脱贫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为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20年，习总三次点赞“小木耳，大产业”。这不仅是对木耳产业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最高褒奖，指明了中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方向。
尽管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食药用菌资源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出口大国，但还不是食药用菌强国，在科技研发、种业自主、人才培养、智能化控制等方面， 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菌种种源安全现状堪忧，突出表现为种业小、散、弱， 对外依存度极高。由于种业基础科研基础薄弱，目前我国大宗食用菌类品种除木耳、玉木耳、银耳、蛹虫草外，几乎被国外垄断，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高效、集约、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种源供应，几乎都要进口。比如作为香菇发源地，我国大面积种植的香菇品种，基本来自上世纪十年代引进的日本品种；双孢菇品种主要被荷兰、美国控制，其中美国占87%；白色金针菇菌种市场， 全部被日本千曲化成公司掌控。这些进口菌种，即使按每瓶1—3分钱收费，我们的企业每年要支付的品种使用权费也不可小觑。更危险的是，一旦国外断供菌种，近千家食用菌工厂或将关门大吉，这其中日产200吨以上的工厂就有20多家。解决菌种“卡脖子”问题，保障食药用菌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打好食药用菌种业翻身仗， 尽快改变我国食药用菌“资源大国、菌种小国；生产大国、研发弱国”的尴尬局面，无疑是实现民族种业振兴、建设食药用菌强国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当前，要切实把握七个方面：
第一，提高菌物种源安全的站位。包括植物、动物、菌物在内的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当前，种业之争本质是科技之争，焦点是资源之争，谁占有了更多种质资源，谁就掌握了选育品种的优势，谁就具备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没有自主的种质资源，就没有自主的种业品种。我们要深刻理解习总反复强调的“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的精神内涵，牢固树立大粮食观、大食物观，改变把食药用菌单纯作为“一盘菜”的观念， 从国家粮食和食物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菌物种源安全。还要要树立“三物农业”理念和全面的种业观。大千生物世界，无非“三物” 循环，“植物生长、动物消费、菌物（微生物）转化”是农业必须遵循的规律。新时代的现代农业，特别是在“双碳”背景下，迫切要求构建完善的“三物农业”内生性自循环体系。目前我国“三物农业” 中，菌物种业最为薄弱，国家现已建立的种质资源库，都是植物、动物（包括水生物）方面的，唯缺菌物种质资源库；已批准建立的国家级种业产业园，尚无一家“菌”字号。这与我国食药用菌大国的地位、与食药用菌作为第五大（甚至第四大）农作物的地位极不相称。应从国家农业供给安全的视角，看待我国菌物种质资源的稀缺性，认识食药用菌种业振兴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紧迫性，在“三物农业”新理念指导下，加紧补上菌物种业短板，构建“三物”种业协调发展、三足鼎立的中国种业新格局。
第二，做好食药用菌种质资源调查工作。种质资源调查是种业振兴的头道工序。习总指出，要打牢种质资源基础，做好资源普查收集、鉴定评价工作，切实保护好、利用好。我国正在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与收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等全国性的大型资源调查研究，这些工作虽由不同部门牵头组织，但无不涉及食药用菌种质资源，需要整合数据，集腋成裘。为此，建议国家加强对上述工作的统筹协调，提升国家种质资源管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除了聚焦既定的科学目标外，还应切实加强对菌物种质资源的系统性采集、保存和信息共享，由农业农村部门单列食药用菌种质资源数据项目，统一录入；应组织开展对重点地区菌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结合面上调查，摸清全国菌物种质资源种类、数量、分布、主要性状等家底，明晰演变趋势，有效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实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在此基础上，发布菌物种质资源状况报告，研究菌物种源安全战略，制定菌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并纳入国家“十四五”种业发展规划。
第三，加强野生菌物种质资源保护。野生菌物资源是国家的生物战略资源，是菌物开发利用的宝藏。但是，目前野生菌类资源保护，既普遍存在简单禁采造成资源浪费，又存在偷采、“杀鸡取卵”式的不良采挖（如在子实体成熟散发孢子之前采挖）等现象，部分珍贵野生菌被盗采出境后，甚至被国外研究并注册，致使我国食药用菌发展每每遭遇“物种壁垒”。加强野生菌物种质资源保护迫在眉睫！近年来， 李玉院士团队与地方合作，在、甘肃、四川、浙江、福建、安徽等地及中俄边境地区建立了菌类种质资源保育区，开展野生菌类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和研究工作，并在当地建设菌物保育体系，以此为依托开展新种质资源创制研究，做到了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一体化。建议推广这一做法，鼓励农业、中医药类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建立野生菌类保育体系，采取数智化技术和物理保护措施，加强珍稀和濒危菌物资源的保藏、保护、良种繁育及其生物转化和人工替代品研究，奠定菌物种源安全的基础；同时，强化地方政府部门的保护作用，将山区林区野生菌物资源保护列入“林长制”内容，并严格考核，兑现奖惩。
第四，建立国家级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菌物种质资源库是菌物农业的源头，更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将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国内数量丰富的种质资源库相结合， 是未来我国打赢种业“翻身仗” 的一个有效手段。针对当前我国菌物种业建设的缺项，当务之急， 是抓紧建立国家级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今年，安徽省合肥市基于粮食、园艺作物种业和畜禽种业优势，提出打造“中国种业之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同志经过调研，建议合肥市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共建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和种业研发中心，为“中国种业之都”建设再添“一种”。该建议迅速被合肥市委市政府采纳，并得到安徽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肯定与支持。目前，“合肥菌物种业硅谷”建设已经启动。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加强指导，推动合肥市加快建设国内国际一流的菌物种质资源库，加快形成“一馆五库”（菌物标本馆，菌物资源库、组织库、有效成分库、基因库、数字信息库） 保育体系，成为引领全国、影响全球的菌物保藏保护、基础研究、菌种创制与科研成果转化相结合的创新高地，成为菌类高端人才集聚、高端成果孵化和高端企业聚合的全产业链创新示范区。
第五，实施食药用菌种业振兴行动。国家种业振兴行动的重点是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建设、市场净化等五个方面， 而这些恰恰是菌物种业在“三物农业”里最为薄弱之处，需要着力强化。建议国家和地方在规划、资金、科研等要素配置上，集聚与农业领域第五大产业相匹配的要素，赋能食药用菌种业振兴。在菌种振兴行动中，要集中精锐， 明确生物技术育种攻关为优先方向。伴随自然物种进化与人类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全球农业育种已由原始育种、传统育种、分子育种， 进入生物技术育种时代，即从转基因育种3.0版跨入智能设计育种4.0版、集各种前沿技术之大成的新一代分子育种技术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培育性和颠覆性新品种的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技术，不仅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而且在安全的前提下，改善菌物营养成分、口感和形状色彩。应加强学科统筹和资源配置，突出育种技术、数智技术的交叉融合，建立育种共性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平台，建立揭榜挂帅和“”机制，调动科研机构、食药用菌企业科技人员投身科技育种的积极性，着力创制一批遗传背景丰富、关键性状优异的核心菌物种质资源，构建一套系统化、流程化、规模化、信息化的分子技术育种体系，育成一批适于轻简化和机械化且在产量、品质、抗病性、抗逆性、加工特性等方面具有重大突破的育种材料和新品种，完善一套生物育种法规政策体系，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生物菌种企业。
第六，加强菌物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我国2005年才将食药用菌纳入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分3 批次纳入15个种属的食药用菌新品种，仅占已知品种的1.06%。较之发达经济体，食药用菌品种权保护差距较大。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扩大保护名录。抓紧调研论证，在国家植物保护名录中增加新的菌类，扩大保护范围。除常见食用菌属、种外，对我国高附加值、国际认可度高的特有食药用菌品种，更应纳入保护名录。去年商务部、科技部将16种药用菌类药材从菌种到生产加工技术均列入禁止出口目录，力度很大。但占药用菌类总体比例仍然偏低，亟需扩容。二是推行菌种数字化保护。加强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建设国家级食药用菌菌种时空数据服务平台，打造“数字菌种”工具箱，加快实行菌种生产流通“一物一码”，建立健全防伪和质量追溯体系。三是依法加强菌种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各级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门的协同合作，以法为剑，护航菌物种业， 以“长牙齿”的措施保护育种者的合法权益，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假冒伪劣、侵权等突出问题要重拳出击，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第七，加紧培育食药用菌种业龙头企业。放眼全国，多数食用菌主产区缺少种业龙头企业，普遍现状是“菌种外地来，菌棒小厂卖，参差不齐瓜菜代”。第一食用菌产业大省河南，拥有大大小小食用菌菌种企业近200家，竟无1家一级、二级生产资质的种企；全国也没有1 家具备育种能力及现代化生产能力的种业龙头企业，为整个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为此， 菌物种业振兴必须培大培优强龙头。一要分区域建立高标准食药用菌菌种厂，培育国家级、省级菌物种业龙头，支持优势企业发展，支持、推动菌种企业与科研单位、金融机构、菌业主产区对接，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同时，抓紧制定食药用菌菌种质量标准，严格实行一、二、菌种的分级管理，严格把控一级种源，落实生产许可证制度，全面提升食药用菌菌种生产水平， 构建菌种生产供给体系。二要立足我国菌物优势，培育外向型种业龙头企业。近年来， 李玉院士和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在“ 一带一路”推广食用菌栽培技术，中国菌种和栽培技术在100 多个国家开花结果，赢得国际声誉。鉴于我国周边地区和非洲地区对食药用菌的需求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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